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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防控金融風險為重心，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攻堅戰已經打響，新一輪嚴監管政策大潮將至。傳統分析框架通常根據投資者的差異，對基建資金來源進行劃分，因此難以理清各項資金來源與系統性風險的內在聯系。針對這一問題，本文的新框架以風險屬性為依據，將基建投資資金來源劃分為以下的三大項、六小類，使之與防風險攻堅戰的宏觀部署和細分領域準確匹配（詳見附圖）。以此為基礎，可以根據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發力方向和推進程度，逐一解析各項基建資金的變動情況，后加總推導出基建投資的整體演變趨勢。 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認為，為支持新時代的防風險攻堅戰，中國基建投資的資金結構和增長中樞將漸次迎來重大變革。作為弱風險資金來源，預算內財政資金和PPP項目資金將穩健發力，尤其是規范后的PPP模式將迎來廣闊的長期發展空間。作為長期風險資金來源，全國政府性收入的增長將有序放緩，以戒斷經濟高速增長的“土地依賴癥”、推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升級。作為短期風險資金來源，債券類、非標類和類資金與金融風險密切相關，料將持續承受監管高壓，增速亦有望陷入長期低迷。綜合來看，在中國經濟新時代，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結構將穩步優化，弱風險資金占比上升，長、短期風險資金占比下降，引致基建投資增長中樞緩慢下移。我們判斷，2018年基建投資增速將小幅下降，步入13%-14%區間內。，預算內財政資金。長期以來，公共財政預算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穩定的資金來源。由于其受到財政風險的硬性約束，財政收入規模、財政支出意愿和預算赤字水平共同決定了這一來源的資金多寡。著眼于這三個因子，2018年預算內財政資金對基建投資的支持作用有望保持穩定。其一，利潤改善鞏固財政收入。以企業利潤為源泉，企業納稅貢獻（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是公共財政收入增長的主引擎。受此影響，2011-2017年，中國工業企業利潤、企業納稅貢獻和公共財政收入的同比增速呈現高度正相關性（詳見附圖）。得益于供給側改革紅利的釋放，2017年1-11月工業企業總利潤同比上升21.9%。我們預計，這一勢頭有望在2018年延續，使公共財政收入穩定于高位，為當期基建投資提供充?？臻g。其二，當期收入夯實政策預期。除了影響當期財政支出外，財政收入的增長亦會舒緩財政風險、改善政策預期，從而提振未來財政支出意愿。歷史數據顯示，2008-2017年，在剔除“春節效應”的擾動后，財政收入與下一年財政支出的同比增速保持正向聯動（詳見附圖）?；诖?，由于2017年1-11月公共財政收入累計同比增速較上年大幅攀升2.7個百分點，2018年的財政支出意愿有望明顯增強。其三，積極政策維持合理赤字。得益于2017年中國經濟超預期反，當前財政風險壓力減弱，經濟工作會議亦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會改變。因此，我們預計，2018年預算內財政赤字將維持于3%左右，對基建投資形成有力支撐。
2017年，日趨成熟的PPP模式加速發力，躍升為驅動基建投資的生力軍。僅在財政部項目庫中，2017年PPP新增落地投資額就高達2.4萬億元，同比增幅約為31%，其中約86%投向了基建領域。據我們測算，若設定落地項目加權平均建設期為2.5年，則2017年PPP項目資金對基建投資的貢獻多達1.8萬億元，約占基建投資的10.6%，較上年大幅提振4.5個百分點。在PPP模式崛起之際，政策層對PPP模式的發展思路和功能定位亦清晰展現。2017年11月，一系列監管新政密集，堅決剝離風險隱患，著力將PPP塑造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隔離墻”而非“傳導器”。其中，財辦金〔2017〕92號文通過提高入庫門檻、清理入庫項目，杜絕變相兜底、項目回購、明股實債、承諾收益等違規行為催生新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017〕79號文通過收緊政府付費類PPP項目，進一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償付壓力。而國資發財管〔2017〕192號文則強化對央企PPP項目的風險管控，嚴防PPP業務推升企業杠桿水平。在監管政策的有序培育下，PPP模式從崛起之初就被賦予了規范化、低風險的優質屬性，有望成為“三大攻堅戰”階段支撐基建的合意政策工具，料將迎來廣闊的長期發展空間，并逐步擠壓城投債、非標投資等高風險工具的份額。因此，我們判斷，上述監管新政雖然會對PPP項目入庫和落地產生短期沖擊，但是從中長期看，將為PPP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固本強基。2018年，基建領域PPP落地項目投資額的增長有望呈現“前低后高”的反走勢。并且，值得關注的是，PPP落地項目一般需要0.5-5年建設期，因此2016-2017年累積的落地項目仍將在2018年釋放可觀的基建投資，有效平滑短期政策沖擊。據我們估算，即便假設2018年當年基建領域PPP落地項目投資額的同比增速驟降至15%（2017年為31%），疊加此前落地項目所釋放的當期投資，2018年PPP對基建投資的貢獻仍將達到2.51萬億元，同比增長37%，依然能為基建投資注入穩健的新動力。長期風險資金來源增長漸緩全國政府性收入，在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中扮演特殊角色，主要與中國經濟的長期轉型風險掛鉤。在全國政府性收入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占比長期穩定于80%左右，反映了通過放寬土地供應以支撐經濟高增長和快速城市化的土地財政模式。放眼長遠，這一模式將制約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引發經濟轉型風險其一，以土地寬供應增長、招商引資的效力正在衰減，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意義，要超出增加土地供應拉動經濟增長[1]。其二，在以地謀增長的模式下，過度繁榮的房地產市場導致資金脫實入虛，擠占了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資本供給，阻滯結構性改革。其三，以城市為中心的土地財政，不僅導致了城市地區的大量重復建設，更阻斷了要素資源在城鄉間的雙向自由流動，制約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鑒于上述轉型風險，戒除經濟發展的“土地依賴癥”已是大勢所趨。2017年，“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政策基調得到不斷鞏固。進一步明確，將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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