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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鋼鐵行業進入“后去產能”時代，供給側改革紅利逐漸弱化。截至8月31日，國內上市鋼鐵企業半年報披露完畢，數據顯示上半年國內大部分上市鋼鐵企業經營業績同比明顯下降。
上半年上市鋼企雖業績下滑 但多數企業仍保持盈利
蘭格鋼鐵研究中心監測統計的35家上市鋼企2019年上半年總盈利超過328.1億元，同比下降38.2%；其中34家企業保持盈利，僅有玉龍股份1家企業出現虧損。
凈利潤排名前三位企業為寶鋼股份、華菱鋼鐵、三鋼閩光，凈利潤分別為61.9億元、22.4億元、21.7億元。凈利潤增長快的前三家企業為西寧特鋼、ST撫鋼、久立特材，上半年分別增長365.1%、280.5%和59.3%。
35家披露的上半年上市鋼企中，凈利潤同比保持正增長的有10家公司，較一季度增加2家。其中ST撫鋼、酒鋼宏興、大冶特鋼由一季度的負增長扭轉為正增長，中原特鋼則由正轉負，其余25家企業上半年凈利潤同比下滑，占到整體企業總數的71%。
2019年上半年上市鋼鐵企業盈利排名
數據來源：上市鋼企半年報，蘭格鋼鐵研究中心
鋼價下行、成本導致鋼企盈利下滑
上半年鐵礦石價格大幅上漲，使得煉鋼成本明顯上升，加上今年鋼價較去年同期出現了小幅下行，從而導致鋼企利潤出現了下滑。據蘭格鋼鐵云商平臺監測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鋼材均價為4174元/噸，同比下跌3.9%。而同一時期鐵礦石、焦炭等原燃料價格的上漲，使得鋼鐵成本明顯。2019年上半年，海關鐵礦石進口平均單價為86.65美元/噸，同比上漲23.3%；唐山地區二級冶金焦均價為2005元/噸，同比上漲2.0%。蘭格鋼鐵研究中心測算的上半年普碳鋼坯成本較上年同期上漲7.8%。
安陽鋼鐵在業績報告中表示，由于鋼材市場價格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而鐵礦石價格大幅上漲，煤炭、廢鋼價格仍然處于高位，公司盈利水平同比下降。同時，公司以前年度虧損已彌補完畢，按稅法規定需計提所得稅，導致凈利潤減少。
三季度鋼企盈利呈現“V型”變化
進入三季度，鋼價下跌趨勢加重，使得行業盈利進一步縮水。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1-7月，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利潤總額1676.3億元，同比下降25.1%，降速較1-6月加快3.3個百分點。
另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1-7月，我國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實現銷售收入2.43萬億元，同比增長9.75%，實現利潤總額1235.82億元，同比下降23.93%，降幅比1-6月擴大3.43個百分點。
蘭格鋼鐵研究中心監測的七大品種平均毛利在7-8月也出現明顯下滑，平均值僅145元/噸，較上半年平均毛利下降64.4%；較去年同期下降85.0%。
9月份進入傳統消費旺季，建筑施工項目將明顯開展，帶動建筑鋼材需求將出現放量。隨著新中國成立70周年大慶的來臨，環保限產區域有擴大和趨嚴的節奏，市場供需關系將有所改善，9月份國內鋼鐵市場將呈現階段性反彈。而由于8月份鐵礦石價格大幅下跌，使得9月份鋼鐵生產成本明顯下降，蘭格鋼鐵研究中心預計9月份鋼企盈利空間將有所恢復。
四季度鋼企盈利可能繼續轉弱
四季度，隨著市場需求逐漸進入淡季，而今年取暖季限產避免環保“一刀切”，對鋼企實施分類分級限產，但隨著各地鋼企超低排放改造的推進，符合標準的企業日益增多，限產效果將弱于前兩年，疊加新增產能的釋放，使得鋼鐵行業高供給壓力進一步顯現，四季度國內鋼鐵市場或出現明顯下行的走勢，鋼企盈利可能繼續轉弱。
所謂“鋼廠搬遷”，是一個不符合客觀現實，容易帶來誤解的概念。
如果企業把機器裝備拆下來搬往新廠址，安裝起來恢復生產，可以稱作搬遷。對于一些輕工行業、組裝行業以及商貿企業來說，搬遷可能較為常見。而鋼鐵行業進行這種意義上的搬遷，古今中外極少發生。10年前某權威組織開展了“城市鋼廠搬遷”課題研究，研究者經過檢索，僅發現美國曾有過一起搬遷案例，即拉克萬納鋼鐵公司(LackawannaIronandSteelCompany)，因不能忍受嚴重的勞資沖突，于1902年自濱州的斯克蘭頓市(Scranton)搬遷至紐約州的西塞尼卡市(WestSeneca)，后來還是倒閉了。我國抗戰時期將漢陽鋼鐵廠、大冶鐵廠的裝備拆遷至重慶，重建為后來的重慶鋼鐵公司，大概可以算作第二例。除此而外，幾十年前歐美一些鋼鐵廠關閉后，把整條生產線賣給我國，建成如首鋼二煉鋼、沙鋼等生產基地，恐怕不能叫做“搬遷”，因為并非同一個主體，只能稱之為買賣二手設備。
而上述這些情況，目前在我國已不復存在。前些年我國首鋼、大連鋼廠、重鋼、青島鋼廠等，都是關閉、淘汰掉原址裝備，在新址建成全新的生產線，據了解，利用舊設備的情況基本沒有。發生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鋼鐵生產裝備多為工業爐窯，一經拆除就成為一堆廢鋼，可利用其原功能的不多；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我國冶金裝備制造和成套技術水平大大提高，利用舊設備意義不大；第三，是棄舊建新往往伴隨著技術升級、工藝及產品結構優化，舊設備往往不復利用。
所以，現在所謂的“鋼廠搬遷”，實質上是關閉舊廠，在異地新建一座全新的鋼廠。這和真正意義上的搬遷屬于不同性質、依據不同的兩類決策。
關閉城區鋼廠，主要是地方政府基于環保壓力，為維護公共利益做出的決策，屬于政府行為，應納入拆遷范疇。
城市鋼廠是不是一定要關掉？不應一概而論，應權衡利弊，依法依規，慎重決策。筆者認為主要應在兩方面進行綜合考慮。一是要綜合考慮關閉城市鋼廠的必要性。是不是非關掉不足以使空氣質量達標？一些城市把鋼廠搬到近郊區，對改善城區空氣質量有多大作用？通過技術改造和嚴格監管，使城市鋼廠達到超低排放標準，能不能解決環境問題？能不能像日本等發達那樣，讓鋼廠在消納城市垃圾、處理污水和提供能源等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二是要綜合考慮關掉鋼廠的收益與成本。關閉城市鋼廠除了減少財政收入、居民就業外，還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資產損失，這是成本。收益除了改善空氣質量外，還包括騰出土地進行其他產業開發，以及將“產能指標”轉讓或讓企業作價帶走等。只有在綜合考慮上述因素后，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
從現實看，有的地方政府推進“鋼廠退城”計劃，經過了調查研究、專家論證、資產評估和與相關利益方反復的溝通協商過程，企業資產損失得到補償，職工得到安置，環境得以改善，值得充分肯定。但也有一些地方，鋼鐵企業退城單純依賴行政命令，似乎把企業“趕走”，政府除了減少GDP外不需要付出任何其他代價，這明顯有違有關法律和中央三令五申保護產權的精神。也有的地方為了不減少當地GDP、稅收和就業，指令企業搬往幾十公里外的近郊，對改善空氣質量作用不大。對此，建議有關部門廢除含義模糊的“鋼廠搬遷”概念，明確將城市鋼廠退出納入拆遷范疇，依法依規推進實施。
異地建廠，應該遵循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交由企業自主決策。
目前我國鋼鐵需求已經進入峰值區，未來存在總體上緩慢下降的趨勢，產能過剩仍是鋼鐵行業將長期面臨的問題。對退出城市的多數鋼鐵企業而言，基本上沒有哪家企業的產品是不可被其他企業替代的。所以，鋼廠退城后并不一定非要再建一座鋼廠。即使再建鋼廠，建在什么地方，市場定位如何，大宗原材料和產品如何進出，都是應該由企業及其投資者根據效益大化原則慎重考慮做出的決策，而不應該由政府指令“搬遷”到某一劃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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